距离台湾“九合一选举”投票只有不到2个月时间，近期台北市长选情陡然升温，几乎完全遮盖其它县市选情，令选举长期围绕的治理、民生议题失焦。今年选举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认知战”横行肆虐。通过短期密集的舆论操作、观念灌输以夺得“制脑权”多头排列，进而影响民意认知，正在无形中摧毁选举制度的公共信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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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自由快速流通、自主查证能力不断精进的当代，通过垄断舆论来塑造认知，可谓难上加难。因此，“认知战”若要达到预期政治目的，便要通过“三步法”来推进：先是刻意制造“真相稀缺性”，再大量投放真假难辨的信息，进而利用公众“好奇心”与“求知欲”精准投喂有利于政治企图的信息或观念，最终实现民意操控与重塑。
选举民调发布量少、信任度低，各说各话、分歧严重，是今年选举有别过往的罕见现象，这为操作“认知战”提供了混沌模糊的有利舆论环境。
受到人口演变、机构效应、统计方法局限等因素影响，基于电话访问的民意调查，准确性日益受到挑战和质疑，但至今仍是研判民意特征与选情走向的参考。即便不同机构针对同一选区、同一议题的结果不同，可以通过对各方民调数据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对整体性、趋势性的特征有所把握。
然而，今年选举出现了两大“怪象”：一是对外公开的民调项目大幅减少，使得民调“盖牌”提前，公众对选举形势的认知被置于“黑盒子”之中。虽然各阵营纷纷出资委托有关机构执行“内参民调”，但今年主动公布的数量不多，尤其在一些热点县市、胶着选区，可供连续参考的公开民调少之又少。二是不同机构对同一选战所做的公开民调结果南辕北辙，使得民调数据成为各取所需的文宣素材，进而出现了双方各执一份民调宣称“领先”的现象。
此次选举的公开民调骤减，一方面与近年来岛内民调行业生态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蓝绿阵营各自的主观政治盘算有关。这从客观上造成了一个结果：当公开民调成为“舆论稀缺品”时，一些带有明显引导性、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民调文宣品”，反而能对民众认知产生极大影响，于是便完成了“认知战”的第一步，掌握对选情走向的话语权。
人工智能（AI）首次全面、深度介入台湾选举的各个角落，岛内民众在海量真假、虚实交错的信息之中，迷失判断力、丧失查证权。
持牌股票配资平台虽然近10多年来，网军在台湾选举中早已屡见不鲜，甚至对选举结果、民意认知发生重要作用，但今年的“九合一”选举，AI产品“全流程”介入却是前所未见。无论是竞选文宣、议题攻防、演讲文案，还是民意调查，都充斥AI生成平、遍布AI介入痕迹。
AI全面介入选举政治，大幅降低了舆论操作的成本，再配合传统宣传动员，轻而易举可以制造所谓“爆款”“破圈”舆情，令民众信以为真。同时，“AI幻觉”大幅增加民众自主查证成本，产生“查证后反而相信谎言”的悖论。
人身攻击、网军围剿、假消息、假民调等手段，本就是过去几十年间台湾选举政治的“特色”。但AI广泛应用后，再结合当前岛内政治生态与执政路线，“网络暴力制度化”便成为正在发生的事实。网络舆论不再是“大鸣大放”的民意广场，变成“同温层效应”与“寒蝉效应”并存的危险丛林：
掌握资源、权力的一方，不仅可以任意构筑信息茧房、聚拢支持者热情、人为塑造公众认知，还可以运用现实空间的制度化权力（行政、司法工具）与网络空间的制度化权力（侧翼网暴），对异见、对手制造“寒蝉效应”。如此一来，“同温层效应”更趋放大，更能诱导整体民众接受掌权者“预制”的认知。
讽刺的是，今年台湾选举“认知战”完全唱主角，恰恰是那个因鼓吹“反认知战”而发迹的政客。如何兵不血刃地夺取政权，正是美西方长期“颜色革命”教材的核心课程。早在2014年“反服贸运动”爆发后，已故台湾政治学家朱云汉先生立即撰文发出疑问：“台湾离制度崩坏还有多远？”朱云汉的预言如今正在一步步被验证，无论此次选举结果如何，台湾社会对这套制度的信任，将注定遭到更严重的摧毁。
来源：香港中评网多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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