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东京7月31日电（记者陈泽安 李子越 梁晨）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7月31日举行首次会议，作为其执行机构的“国家情报局”同日正式成立。
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政权由此完成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这一系列动作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情报体系集权化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成立。“国家情报会议”根据该法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因此被称为情报工作的“司令塔”。该机制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阁僚。
这是1月19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国会外景。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国家情报局”承担“国家情报会议”的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家情报局”由原有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与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但其“一把手”级别提升，与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相同。
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负责人、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原和也出身警察系统，长期从事国家安全工作，还曾任职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和驻美国大使馆。
“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在立法阶段就曾引发日本国内关于权力过度扩张的担忧。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静静表示，新设的“国家情报局”与201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保障局同级，并且均直接对首相负责。这意味着日本安全和情报工作均由首相直管，权力进一步向首相集中。
强化内外情报搜集
加强对跨部门情报工作的管控，成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只是高市政权推动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
不难看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形成以“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为核心的垂直架构，并且通过推进“间谍防止法”和设立“对外情报厅”，分别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
7月10日，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民众手持标语参加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政权的扩军政策和修宪图谋。新华社记者岳晨星摄
旅日华人学者孙正纲认为，上述举措旨在寻求提升日本各方面的情报获取和研判能力，尤其加强其应对所谓的“混合威胁”、确保经济安全以及在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情报整合能力。从长远来看，日本意图在情报领域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打造独立的全信息源情报体系，以支撑其所谓“战略性自主”的决策需求。
加速“再军事化”
高市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特高警察”是“特别高等警察”的简称。这一组织是战前日本政府用来打压日本国内社会运动、实施思想监控的特务机构。《治安维持法》是“特高警察”开展活动的法律依据，制定于1925年，最初用于镇压反战人士、劳动运动和左翼学者，后来适用对象不断扩大，最终波及全体民众。
配资行情日本《东京新闻》此前早已发出警告，战前和战争期间，宪兵和“特高警察”监视民众并镇压反战人士。此前几届日本政府已推动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监视民众内容的法律，高市一旦完成设立“国家情报局”“对外情报厅”和制定“间谍防止法”的工作，日本政府对民众的监视必将进一步升级。
日本《京都新闻》在一篇社论中说，当年的《治安维持法》给持不同意见的日本人贴上“非国民”标签，计划中的“间谍防止法”或令日本重蹈历史覆辙。
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新华社记者贾浩成摄
高市上台以来加速推进扩军备武政策，执政党还公开鼓吹修改规定日本放弃发动战争权利和不拥有战争力量的宪法第九条，并推动国会展开修宪讨论，高市本人也多次表达了修宪意愿。
陈静静指出，随着日本情报系统主导权高度集中于首相，日本安保决策将更趋“一元化”“秘密化”。这将导致国会与舆论的监督制衡作用弱化，让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宪法的图谋进一步失去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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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配资风险管理，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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